武漢會戰從持久消耗的戰略上看，仍不能不說是成功的;但在戰術戰斗方面，缺點的地方還是很多。而且失敗的情形，屬于偶發的過失者少，屬于覆轍重蹈者多。語有云“失敗為成功之母”，這是說糾正過去失敗的經驗，自然可以達成后來的成功。但如前車之覆并不足以為后車之鑒時，則反復失敗的悲劇自不能免。

　　中間指揮單位過多，就是歷次會戰失敗的一大原因。這一痛苦的經驗，我們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。但到武漢會戰時，中間指揮單位不但沒有減少，反倒更加多了。師上有軍、軍團、集團軍、兵團，以至戰區長官部，真是極疊床架屋之能事，欲其不誤事機，又如何可能?爭名譽、爭地位，是官僚主義的遺毒，然而根深蒂固，牢不可破。如不因勢利導，可能引起離心離德的后果。為了團結抗戰，兩害相權取其輕，疊床架屋的安排，正是有所不得已。對于這個問題，我曾提出“自請降級”的建議，也很難得施行。所以終抗戰之世，指揮單位太多的問題，一直未獲解決。

　　作戰的唯一要訣，就是爭取主動，就是要“制人而不制于人”，在戰略上是如此，在戰術上也是如此。滬戰的最大成就，就是在戰略上我們已經做到這一點;但是談到戰術，則主動落到我們手里的，可就絕無僅有了。本來抗戰只是被迫而起的應戰，本質上是以弱敵強不得已的被動戰爭，所以在戰略上我們不能不取守勢，然為爭取主動，又不得不在戰術上取攻勢。這一辯證式的原則本極正確，可是輪到實行，就往往無所措手。

　　《孫子·虛實篇》:“故善攻者，敵不知其所守;善守者，敵不知其所攻。”這真是微乎神乎，談何容易。普通都是能攻者始能守，今我既取守勢戰略，足見其戰略攻勢之不可能，不能攻之守，欲使“敵不知其所攻”難矣。故不能攻之守，必采多為之備的守勢，其結果就是“備前則后寡，備后則前寡;備左則右寡，備右則左寡;無所不備，則無所不寡”，此即所謂備多力分。在備多力分情形之下，難合“五則攻之”的條件，又安能戰術上取攻勢乎?戰略上既取守勢，戰術上又難取攻勢，其必無往而不陷于被動，乃為不證自明之事。被動是兵家

　　三軍聯合作戰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即已發展成功的新形勢。因為我們沒有海軍，長江非但不是我們的“天塹”，反而資為敵用，牽制了我們大量的江防部隊，結果還是防不勝防，可笑之至。而沿江重鎮，在敵海軍炮火協同轟擊之下，尤感不易守御，這是武漢會戰和淞滬會戰同有的一大劣勢。至于我們的空軍，戰斗意志雖然很強，可惜兵力懸殊，制空權始終操在敵人手里。所以在陣地作戰的士兵，終日在敵機威脅之下作戰，倍增攻擊上的困難，尤其補給增加困難使士氣也因此大受影響。因此，使我們得到一個教訓，就是:三軍聯合作戰是現代戰爭的一個特質，沒有強大海、空軍配合的陸軍，縱然精銳，也終歸無濟于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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